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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《兒子的大玩偶》
  • 面具下模糊的自我認同?
  • 楊力州/作者
  • 後場音像紀錄提供/攝影
  • 30年前,電影《兒子的大玩偶》就碰觸台灣認同問題,當我們塗抹上小丑的面具,大家才會說「原來!我認得你」。可是這個世界上人們不知道小丑面孔下原始的面貌是什麼,台灣原始的面貌又是什麼?
  • 《30》雜誌 2016年2月號 第138期 │ 2016-1-28


30年前,電影《兒子的大玩偶》就碰觸台灣認同問題,當我們塗抹上小丑的面具,大家才會說「原來!我認得你」。可是這個世界上人們不知道小丑面孔下原始的面貌是什麼,台灣原始的面貌又是什麼?

1982年由《光陰的故事》揭開序幕的台灣新電影,到1989 年《悲情城市》達到巔峰,緊接而來的便是國片急速走下坡……。

80年代,台灣新電影似乎帶來一線曙光。年輕導演們嘗試著尋找新的電影語彙,如同一連串的實驗一般,尋找屬於「台灣的、本土的」表現形態,正嘗試著以嶄新的語言向世界溝通,更重要的是,他們要傳達出什麼是真正的自己。

新電影代表人物侯孝賢,曾經說過:「背對觀眾,才能面對自己。」然而,隨著國片被好萊塢、港片全面攻陷,10 年過去,有人說新電影是「眾聲喧譁、群蝶飛舞」,也有人說它「繁華落盡、土崩魚爛」。

台灣新電影是否背對觀眾而讓觀眾消失?或凸顯根植台灣本土的、生活的認同問題,讓我們從模糊逐漸看清自己的臉孔?

在新電影之前,大部分電影都是關於中國文化的記憶,包括古裝、歷史、儒家思想、對日抗戰,或者是語言必須講國語,例如金馬獎的出現就是為了壓制台語電影。因此,新電影反而帶起另一波潮流,這也是新電影最大的意義。

政治上對台灣本土化的解讀,有些人認為是從1998年,第一任民選總統李登輝拉起馬英九的手說:「他是新台灣人」那刻開始。

但我認為1982年《光陰的故事》上映,台灣時代氛圍慢慢改變,5年後台灣解嚴,本土意識的波濤洶湧是從新電影開啟的。

不過新電影的開始,並不是像翻書一樣,馬上開啟了新的扉頁。在新電影開啟前,有非常多文學界的活動,包括鄉土文學論戰,其中黃春明是最具代表性的。

譬如說黃春明的小說會直接用台語音譯,其中一篇〈城仔落車〉,意思是「下車」,但卻故意寫「落車」。在當時還有出版品審核機制的年代,使用閩南語發音用詞是會有壓力的。但黃春明將《城仔落車》 投稿給聯合報副刊,還特別提醒當時的編輯林海音,不可以把「落車」改成「下車」,當然林海音就沿用「落車」這個用詞了。

從這裡可以看到本土化的蛛絲馬跡,在新電影之前就已經在文學中開啟了,所以新電影和台灣文學的發展息息相關。

1983年上映、由黃春明小說改編成的電影《兒子的大玩偶》,就能明確地看見,中國文化記憶、台灣本土現狀做巨大的切割:台灣人開始摸索自己的樣貌。

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長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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